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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大理地區興起之后在南詔大理國王室及貴族的帶動下,興起修寺建塔的高潮。南詔王尋閣勸在位二年(809-810年),在大理喜洲“建五峰弘圭寺,繼述父祖志事”;勸龍晟在位(810--816年),曾鑄佛像3尊“送佛頂寺”、勸利晟時(817--823年),亦請張軟義大師譯經書“于長壽寺”;至世隆時(860--877年),大興佛寺,“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維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謂之蘭若;小寺三千謂之伽蘭。遍于云南境中”。元妃師母賢者也建“太和慈恩寺……開四季道場”;王嵯顛在鄯闡(今昆明)創建覺昭、慧光二寺。

大理國王段思平”歲歲建寺“。相國高量成”善建伽蘭,眾山蘭若,無不周備“。據統計云南在元代建而清代猶存的寺院還有90多處。到了明代楊黼先生有”伽蘭殿閣三千堂,蘭若宮室八百谷(間)”之贊嘆(見《山花碑》)。詩人張含有“葉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嗚鐘”之語。

清代,大理佛教建筑大有發展的趨勢。如賓川雞足山到了清代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發展成為以祝圣寺為中心的36寺、72庵,一共108所寺院的龐大壯觀的佛教建筑群。成為我國著名的五大佛教圣地之一,在我國和東南亞享有盛名。

一些佛寺建好后,千百年來,歷經風雨,飽受蒼桑,興興廢廢,修修毀毀,毀毀修修,至今仍存。在大理如崇圣寺、感通寺、大石庵等。

崇圣寺是南詔國都羊苴咩城區著名佛剎。羊苴咩城建自唐大歷十四年(779年),一直是南詔大理國的王都。崇圣寺在王都北側外。崇圣寺的創建年代及其規模,清·王崧本《南詔野史·豐佑條》說,“開成元年,王嵯顛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同者定立三塔……自大和八年(834年)至大中二年(848年)功始完。匠人韜、徽義、徐立”。崇圣寺清末已毀,基址猶存,經測量方400多米,與《野史》所記基本接近。

元初此寺遭到災害后由段氏總管出面用自己的錢財進行修繕。元李源道《大崇圣寺碑銘并序》說:“大理崇圣寺者,在郡之點蒼下,蒙氏之所創也。寺既災,武定公為大檀越,出己財,繕治莊嚴經像,殿廡奐然復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輝,巨麗與山埒,望之如閬間物。舍田供僧,日百許人”。此時的崇圣寺其規模還是宏大的。

明代嘉靖年間白族學者李元陽“擴三閣、七樓、九殿、百廈”。使之成為大理最著名的寺院之一。李元陽墓銘說:“三塔寺600余間,皆公(李元陽)依舊址以重建”。可知此時崇圣寺還存有600余間房,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對其景觀作了生動的描寫:“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16層,塔四旁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人有鐘與三塔對,勢極雄偉。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余,而厚及尺,為蒙氏時所鑄,其聲聞可達80里。樓后為正殿,殿后羅列諸碑,而中溪所勒黃華老人書4碑俱在焉。其后為雨珠觀音殿,乃立像,銅鑄而成者,高3丈。其左右回廊諸像亦甚整。而廊傾不能蔽焉”;在清代咸同年間此寺又遭一次大的破壞,寺毀,塔存。1978年以后逐步恢復重建。在修三塔時發現了大批珍貴的佛教文物,引起世人關注。

感通寺,又名蕩山寺、上山寺,在大理點蒼山圣應峰麓。此寺始建于南詔時期,當時有李成眉慕此山水之勝,建大殿一間。大理國時段氏增建殿宇,寺院始初具規模。后來,各地僧人紛紛來此建庵,到明代已發展為36庵。其中著名的有斑山廟、感通寺、獅山廟、海光寺、寂照庵、大云堂、寶慶寺、八角庵、波羅巖、重光寺、寶藏寺、神通寺、清涼山等。清咸豐同治年間,全山寺院被焚毀一空。光緒年間重建時,規模縮小,僅剩感通寺、大云堂、寂照庵諸院。民國34年(1945年)又加維修。“文革”中,除感通寺外,其他皆毀。1985年維修了感通寺;1987年重修了寂照庵;1994年又翻建了感通寺大雄寶殿。今感通寺主體建筑為山門,大雄寶殿3間,南、北廂樓房各3間,寺內有明正德、嘉靖,清順治、康熙年間碑刻7塊,內容涉及此寺興衰的歷史。

觀音閣,位于喜洲慶洞村,圣元寺大殿南15米處,東向,原為圣元寺的鐘鼓樓,南向,相傳始建于南詔,明末圣元寺主體建筑為洪水所毀,鐘樓獨存。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鐘樓北重修圣元寺,自成一院,鐘樓改為東向,與寺分隔,名為觀音閣,至今保持元末明初的風格。

觀音閣為重檐歇山頂亭閣式建筑,雙層,上層三開間,下層五開間,斗拱粗大,無紋飾。閣三面封閉,中間開6扇格子門,次間為直欞窗,回廊前墻封閉,上有磚雕仿木斗拱。為大理地區現存古建筑中年代較早者,對研究白族古代建筑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遍知寺,在大理市風儀鎮。南詔保和九年(公元832年)建。元·郭松年《大理行記》曰:“趙州之北,行約百步,地極明秀,蒙氏昭成王勸豐佑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遍知寺”。

佛頂寺,今已不存,從一些史料上我們可知其在大理國時期是皇都的重要寺院。

現存昆明古幢公園的大理國經幢的《造幢記》作者段進全,其號曰“皇都大佛頂寺都知天下四部眾洞明儒釋茲濟大師”,皇都指大理,為當時大理國的都城。佛頂寺遺劃,在今太和村側山麓,是大理國重要的寺宇。因段進全、尹運富都是有姓有名的密僧,這寺亦是密宗寺院。但由于歷史文獻對此寺的記載過于的簡略,對其建筑的詳情我們不得而知。

古 塔

在大理白族地區佛教建筑的另一種顯著的形式是佛塔。下面簡而述之:

塔是佛教的建筑物之一,始于印度。據佛經上說,佛祖釋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們將其尸體火化,將骨灰分為若于份,各自建塔埋葬于內以資紀念。這就是塔的起源。塔的印度古梵文名叫Stupa;巴利文叫THupa傳入我國后,漢文譯作堵波。唐玄奘《大唐西域記·提謂城及波利城》說:“大城西北五十里有提謂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堵波,高余3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彼威光,隨其行路之次,遂獻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即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發、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方疊布下,次下郁多羅僧,次僧卻崎,又覆缽豎錫杖,如是次第,為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議圣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堵波也”。   

有的漢文又譯作塔婆、兜婆、浮圖、佛圖等,俗稱寶塔,又作佛塔或簡稱塔。完整的譯音應是堵波,原意是高顯或墳。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塔就是佛的墳墓。這種墳墓是安放舍利用的。舍利是梵文Salira的音譯;意為尸體或身骨,相傳是釋迦牟尼遺體火化后結成的珠狀物。后來,舍利也指德行較高的佛教徒死后火化剩的遺骨。   

隨著佛教的傳入,佛塔這種佛教建筑形式也隨之傳入我國。據歷史記載,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僧人伽葉摩騰和竺法藍用白馬馱著佛經、佛像到當時的京都洛陽,朝廷給他們修了一座寺院居住,叫“白馬寺”,并在寺內修了一座佛塔。塔的形狀,史書沒有詳細的記載。據考證,它是一座木塔。云南最早的塔出現在唐代南詔時期。

1、崇圣寺三塔(略,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一書);

2、弘圣寺塔(略,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一書);

3、佛圖塔(略,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一書);

4、陽和聚龍寶塔(略,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一書);

5、風儀紅山北川塔(略,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一書);

白族地區古塔的密宗特色

我們從上述白族地區的古塔外型上作了描述,但重要的是必須從其宗教學上進一步弄清其在建造的目的和意義。據我多年思考,可以從下列諸方面分析其與密宗的關系:

1、白族建塔的目的是禳災祈福。前面我們已敘述,塔是佛教的建筑物之一始于印度。但是,由于佛教教派的不同,對塔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認識,密宗的功能在于禳災祈福,這對白族來說是十分愿意的事。在人世間,又有誰希望招災致禍呢?   

根據歷史的記載,大理白族地區最大的南詔大理國皇家寺院崇圣寺就是禳災祈福的。《太平廣記》載,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韋陀將軍童真告宣律師曰:“西洱河有白石,其土人造多寶佛全身像,安在西洱河鷲山寺。蜀青城山人往彼興易,請佛道,由郎州大小勃弄3000余里,方達西洱河。河大袤百里,廣30里,中有州島,古寺經像尚存,無僧信住守。經文與今相同,時聞鐘聲,百里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基如戒壇,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諸人見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 

從上是關于大理崇圣寺千尋塔的最早記錄。千尋塔在唐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建成,建極銅鐘是在唐咸通十二年(公元日871年)鑄成。此是公元875年時有關其塔和鐘的記載。它明確地記載了“古塔基如戒壇”。目的很明確“求其福祚也”。

查戒壇,指用以舉行授戒儀式及說法之壇場,即於戒場中特制稍高于平地之土壇。蓋戒壇本無建筑屋舍之必要,隨處空地僅需須有結果標示即成。然為防患風雨起見,古來皆堂內受戒與露地受戒并行。古代印度初於露天作法,不另設壇。戒壇之始建,據《釋氏要覽》卷上記載,系樓至菩薩向佛陀請示,第一戒壇為比丘受戒,佛陀許之。遂於園精舍外院之東南建壇。我國最早之戒壇,相傳在曹魏嘉平年間(公元249-159)。曇柯迦羅於洛陽所建。至唐代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道宣律師在長安郊外建立戒壇,此時戒壇始有定式。其制凡3層。下層長寬2丈9尺8寸。中層2丈3尺,上層方7尺。其高度下層3尺,中層4尺5寸,上層2寸,共7尺7寸。周圍上下有獅子神王等雕飾……道宣并《戒壇圖經》一書,后義凈、一行、金剛智等諸師曾在洛陽附近建立戒壇。從此建立戒壇之風盛行全國,官設私設均有。

千尋塔的塔基為上下兩臺四方形雙基座。下層長寬約11丈6尺,上層約7丈,與唐制不一。唯四角望頭雕神獅,與唐制暗合。所謂塔基如戒壇,約指其為方形臺式建筑。最主要的是它指出這里的土著居民建塔的功利是“彼土渚人見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

所謂求其福祚也,即禳災祈福也。這是密宗的特色。

所謂禳災,要禳什么的災,據考察,在大理古代主要的災害之一是水患。因此有的塔的功能之一就是禳水災的。如大理市下關佛圖塔。關于為什么要修此塔,明萬歷乙亥(公元1575年)的《重修佛圖塔記》碑說:“其源至無憂王遣使張羅匹造浮圖8萬4千,此其一焉。經中及載籍言,造塔者不同,寶塔必有13級,以表12因緣,使人生瞻敬。故修建者或得人天長壽,或證無上妙果,又曰:我蒼山有18(按應為19)峰,峰皆有龍。禹未治時妖龍為害,泛濫無時,各峰各麓皆建寺造塔以鎮之,其妖龍之畏塔而經此勝,使不得以命名放恣也。其咸有可證”。明確指出大理因蒼山有19峰,二峰夾1溪,有18溪,泛濫無時,原是所謂有龍,是妖龍作怪,因此要建塔以鎮之。以禳水災,所以在蒼山各峰各麓都建寺造塔。這是真的嗎?從實際考察來看,此說也不無道理。

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古塔大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塔頂上都立有金雞。崇圣寺的千尋塔如此,喜洲大慈寺的白塔如此,昆明的東寺塔也如此。后來元代妙湛寺塔上也置4支金雞。

在大理的千尋塔中也出土了造形精美的迦樓羅鳥。所謂的金雞是白族民間的俗稱。其實在佛教上是稱為大鵬金翅鳥;又稱迦樓羅鳥。

查:迦樓羅,梵語Gamda,巴利語Gamla.又作迦樓羅鳥等。意譯作食吐輩苦聲,或作蘇缽刺尼,即金翅鳥,為印度古代神話中,一種類似鷲鳥,生性猛烈的神格化之巨鳥。曾為毗濕奴天之乘物。據云:其生之時,身光赫奕,諸天誤認為火天而禮拜之。于佛教諸經典均載有此鳥之名。長阿含經卷十九即謖,金翅鳥有卵生;胎生、濕生、化生4種。卵生之金翅鳥可食卵生之龍;胎生之金翅鳥可食胎生之龍;濕生之金翅鳥可食濕生之龍;化生之金翅鳥可食化生及其諸種之龍。觀佛三昧海經卷一載,此鳥經業報之故,得以諸龍為食,於閻浮提一日可食一龍王及500只小龍。在大乘諸經典中,此鳥列屬八部眾之一。與天、龍、阿修羅等共列位為于佛說法之會座。于密教,迦樓羅乃梵天、毗紐天、大自在天等的化身……。

很明顯此鳥的作用是鎮龍,禳水災的。因為古代白族生活的洱海及滇池地區皆為澤國,人們敬畏龍神,怕水患,因此請來八部眾之中專吃龍的大鵬金翅鳥,把它高高地敬在塔頂之上面對洱海或滇池或其他水澤,監視著龍的一舉一動,不讓它作祟。這也是白密一種儀軌,即迦樓羅法。

2、塔磚的漢梵密咒。在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古塔上大都有另一個共同點,即是有很多的陀羅尼經咒。按密宗的佛頂尊勝羅尼之修法,即為減罪生善、凈除業障、延命增壽、破地獄、祈雨等所修息災增益之秘法。    

此陀羅尼凡87句,與光明真言、大日如來之五字明等,依其長短分別稱為大咒、中咒、小咒。受持、書寫、供養、誦讀此陀羅尼,或安置于堵波、高幢、樓閣等可凈一切惡道、消除罪增長壽命、往生極樂之功德。

在上述大理南詔時期的古塔中,都有梵文的經咒。如“大理崇圣寺千尋塔中就出土《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此經一般用于修理佛塔,故又稱修塔陀羅尼。主要記述“劫此羅城之戰茶羅門,知七日后當命終,恐懼來見佛,佛陀教使修理古塔,念誦神咒,因之增長壽命。生于極樂園乃至成佛”。主要記錄了“除蓋障根本陀羅尼”、“相輪幢中陀羅尼法”、“修造佛塔陀羅尼”、“佛前自心印陀羅尼”等幾條咒語的念法和用法。在千尋塔中還發現《佛前自心陀羅尼》的抄卷。前已述大姚白塔也發現了大量的經咒。

大理弘圣寺塔中也發現了20多種陀羅尼經咒,這些密咒的發現充分說明了這些古塔佛教密宗的內涵及白密的真言、陀羅信仰。此外在文物考古發現這時期古塔中還出了密宗的經,佛、菩薩、明王、天王、梵僧等造像及金剛杵、降魔杵等法器,也表現這些古塔的密宗內涵。

建筑與白族工匠

佛教在大理白族地區流行的這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外地來此地教授建筑技術的師傅絕大多數應是漢地來的。因為這里的寺院、古建筑首先學的是唐代的漢式佛教建筑,后來又在此基礎上為了適應云南大理的山川地理氣候,又作了創新和發展,成為有大理地方民族特色的建筑。談到這里,我們應該對當年不遠千萬里來教授技術的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先驅們深深地致謝。另外,也應提到南詔王族及白蠻大姓們在盛唐對外大開放的大潮影響下,也大膽地學習、引進印度文化、漢文化,加速  了云南大理的文明進程。白族的一批一批工匠也應運而生。這里談一個事例:   

據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故處士李公墓碣》,說“李公諱統,字一友,鶴慶南鄉白族,而以木工專業,克廣宮室,凡本府學校、社廟、壇場、棟宇即飛,規模雄麗,悉經指顏,而為時所宗。乃父諱奴,王氏夜秀,克家積德,祖諱定;-祖母趙氏夜桂,存心忠厚,恒以供佛飯僧為學,積善之多,不茍非禮……”。

按鶴慶南鄉從來都是白族聚居之地,又此碑有白語詞,如“夜”白語讀“Yao”意為妻子,所以此李氏、王氏、趙氏都是白族。

以木工為專業,能廣修各種大型建筑成為當地的一位有影響的宗師李統師傅,其祖父輩就是深受佛教影響的人,這充分反映了佛教對建筑人才成長的作用。也反映了在明代在白族農村地區出現了分工明確的專業技術人才,他們為當時一大批大型建筑貢獻了聰明才智。

大理佛教建筑形式的源流

我國的佛教建筑大體有三種形式:漢式、藏式、傣式。唐宋時期,漢傳佛寺的平面布局逐漸獨立,形成特色。一般是將主要建筑擺在南北中軸線上。依次而為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某些佛寺最后另設毗盧閣、藏經樓等等。山門亦稱“三門”,象征“三解脫門” (即佛教所謂窄門、無相門、無作門)必須開門三道,為殿堂式(至少中門如此)。殿內分塑二金剛力士,守護佛法。山門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奉彌勒,背立韋陀,左右分立四大天王,東西南北各護一天,再北大雄寶殿,供奉佛本尊--釋迦牟尼或其他諸佛。法堂是演說佛法、皈戒集會之所。作為漢傳佛教,以上四殿是必須具備的主要建筑。除了山門可以與天王殿合并之外,一般的不能省略。其他還有一些附屬建筑。

有學者指出:“中國漢族地區的佛寺在近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基本上是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院落形式作為佛寺的布局”。

藏傳佛教的寺院一般由經堂、佛殿、噶廈、扎倉與康村幾個部分組成。小型的喇嘛寺的平面布局與藏族民居相同。   

南傳佛教的傣族等民族的寺院又稱緬寺,是緬甸建筑與傣族建筑結合的產物,與漢式、藏式不同,有獨特的風格。

大理佛教的建筑是學習了漢式建筑基礎上的一種地方民族化的建筑。   

1938年,我國著名建筑學家劉敦禎先生曾來過西南地區作過實地調查,他指出:西南五省“依其結構式樣,大體可分漢式與藏式二類。其分布狀況,則藏式建筑,隨藏族之繁衍與喇嘛教之傳播,約占西康省之大部,與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轄范圍,俱錄屬漢式建筑系統之內,然同為此式之建筑,復因地理、氣候、材料、風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別,產生各種大同小異的作風。每種作風,又隨時代之遞嬗,而形成若干變化……。云南境內,南詔、大理二代之佛教藝術,遺留至今者,為數頗眾,其民居結構,為高原氣候之支配,轉與黃河流域接近,在西南諸省中,可謂獨樹一幟”。其說成是,云南大理的佛教建筑,從總體上說是屬于漢式建筑,但因大理白族的歷史、地理、風俗、氣候等多方面的原因,又有自己的特色。

劉先生說:“南詔以來之佛寺,以大理崇圣寺為最巨,清咸同之際·····全寺殿閣,蕩為煙火。現據殘存遺跡及文獻紀錄,最外為南詔千尋塔及大理國建之雙塔。鼎立寺前。次山門,門內危樓百尺,懸南詔建極銅鐘。再次大殿九楹。自此梯磴而西,復有堂殿四重,均位于寺之中軸線上。其余方丈、僧廬等三十六房,分列寺之兩側。按我國建筑,以商、周以來,其莊嚴隆重者多以均稀對稱為基本布局原則。佛教雖自印度輸入,但佛寺之布置,仍為我國傳統習慣之支配。至于塔位佛殿之前,曾見《洛陽伽藍記》所載之北魏洛陽永寧寺。則崇圣寺之平面,襲用我國之舊法,其跡灼然如見。此外安寧縣曹溪寺亦為大理國之舊制,其正殿重建于元,現殿之左、右,各建一堂,與正殿同一向,略似遼、宋朵殿之狀,此乃因舊基重建,抑為無意中之巧合。尚難遽定,自元以降,臨濟一宗風靡全滇,寺之配列大都取法伽蘭七堂,僅各處因地制宜略有折衷耳”,所說極是。

在論及古塔建筑時,他又說:“南詔以來塔,據調查所及,除八角塔與金剛寶座式塔各僅一處外,其胥于唐單層多檐式方塔系統。塔之形制,下構臺基,上建塔身,施密檐十余層,皆磚造,至頂,置金屬或石制之塔剎;塔身內部,辟方形小室,直上,有若空井,內施木梯板多層,以達上部。顧此式之塔,自金大定問所建洛陽白馬寺以后,中原諸省,久已絕跡,而云南自南詔、大理、迄于最近,千百年薪火相傳,連綿不絕,令人驚宅于其影響之深,與流傳之久,昭然遠于中土。然現存南詔浮圖寺塔,雖與唐塔形范一致,合若符節,而元、明以后(若昆明妙應、妙湛、大德諸寺塔),傳世既久,其局部手法,則貌似而神非,不可同日而語矣”。對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古塔形制的來源及演變作了科學的闡述。

綜上所述云南大理佛教建筑深受唐代漢式建筑的影響,而與藏式、傣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類型的建筑。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與此同時(相當于唐宋時期),日本國的佛寺、佛塔、經幢建筑與南詔大理國的形制也大體相似,原因是兩者都深受唐代漢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唐代漢地佛教密宗的影響。